我院举办科室装备信息管理系统上线培训会

他给君主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对企业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比物质资本积累更重要，数字化时代更是如此。国际上倡导、开展的ESG理念和运动，作为一种新的衡量企业标准，要求企业披露ESG信息，这三者加起来衡量的企业，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还是个社会人。

这需要重构经济学，因为经济学中很多分析与模型设计的基本逻辑就是纯粹经济人假设，这样的假设越来越脱离现实。新时代在重新定义企业，企业家也要重新定义自己。我们要重新认识企业、定义企业，企业家也要有一个重新的自我认识。企业价值等于经济价值+公共价值。就像独角兽企业可能亏损了几年，但是风投基金仍纷纷去投，这是为什么？因为风投看的是企业未来的价值。

其中，经济价值是附加值，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是企业的基础。人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又是我们继续发展的目的。当房地产市场还处于上行周期而实体经济下行时，两者走向分化，此时应尽量避免房地产调控政策为应对实体经济下行而放松，而应对实体经济下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也需谨慎，以避免引发房价预期的上涨带来脱实向虚和系统性风险上升，此时可通过偏紧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对冲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效应，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同时，继续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如果预期房价下降，则更倾向于通过租房等方式解决住房刚性需求，或延迟释放改善性需求，以期在未来支付更低的价格。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从需求端的限贷、限售、限购、房贷利率、资金补贴等政策，到供给端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管理等政策，涉及较多政府部门。通过稳房价预期，能够有效地稳定房地产需求，打破负反馈机制的循环，进一步稳住房地产价格、销售和投资等变量，并稳定实体经济。

对于三、四线城市，因城施策的稳地产政策可更加积极，而对一线和二线城市，投资（投机）需求更容易被激发，房地产市场对相关政策的反应也更为敏感，此时稳地产政策的制定应更加稳妥。通过持续高质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完善相关配套服务和设施，缓解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压力，能够有效增加住房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从而稳定房价预期，并对冲人口增速变缓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房价预期的负面影响。

 房地产业在支持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支持地方财政收入、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购房者如果预期房价上涨，会提升当期的购房意愿，以避免在未来支付更高的价格。房价预期—房地产需求—实际房价—房价预期的循环可以形成负反馈。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等房价存在较大下跌压力的区域，应注意首付比例这一工具的调整力度和频次，以防止房地产市场新的波动。

当前，在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均较大、预期较弱且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空间较以往有所扩大，具备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条件。在多项政策同时制定时，还需要推演微观市场参与者在多项政策共同作用下的反应及汇总之后可能产生的宏观结果，分析最优的政策组合，并对调控政策出台后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及应对举措进行全面充分的考虑和准备。当然，稳房价预期还需要考虑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地区结构性差异。当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同时存在下行压力时，两者周期出现同向变动，此时实行同向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政策相互助益，政策效果叠加，能够对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较好的带动作用。

一方面，房价预期决定自住和改善性需求释放的时机。房价预期是影响住房需求的首要因素。

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大多达到80%甚至90%以上的水平，而我国只有60%多，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还有一定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房地产市场面临下滑时，就一定优先使用住房抵押贷款首付比例政策。

房住不炒定位就是在跨周期视角下提出的，稳地产调控政策只有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才能在稳地产的同时，避免形成房价过快上涨的预期。为避免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合成谬误，应在单一政策制定时，深入理解微观市场参与者的动机、利益和约束条件，充分考虑微观市场参与者对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反应，并推演当所有微观市场参与者共同作出反应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宏观结果。房价预期指数可以领先于房地产价格和销售额等指标，反映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情况，根据这一指标能够及时监测居民房价预期和住房需求的变化趋势，为房地产调控政策制定、政策效果反馈和及时调整优化提供参考。但这一情况应充分考虑到两者政策的合力，避免政策效果叠加后出现过度冲击。同样，近年来受疫情持续、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偏严等多重因素影响，房价上涨预期逆转并形成了一定下跌预期，这些因素都成为房地产市场不断下行的重要原因。近一年多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并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拖累，在此背景下，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稳地产政策。

另一方面，房价上涨预期是投资（投机）需求形成的最主要条件，房地产投资（投机）收益只有通过房价上涨才能实现，这类需求可随房价预期变动迅速提高或萎缩。房地产调控政策本身具有逆周期调节特征，但力度过强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有可能成为房价新一轮波动的原因。

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融资成本、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对房价预期产生重要影响。当预期房价下跌时，投资（投机）需求会迅速衰减，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也持币观望，房地产需求下降降低了实际房价，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降通过与上下游产业链的密切关联拖累了实体经济，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购房需求进一步下降，使房价下跌预期进一步加强。

调控力度和节奏也应把握好，避免因调控力度过大引起市场较大波动。预期房价上升时，房地产的投资（投机）需求迅速提高，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也提前释放，使资源禀赋更多地进入房地产业，或进入房地产生产领域在供给端形成更多产出，或在需求端从事房地产投资投机活动，这都会挤出其他行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导致居民和房企杠杆率上升，系统性风险也随之提高。

对于调控工具的选择，不仅需要对比不同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还需要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大小。这是因为，过低的首付比例在房价下跌时更易引发断供，成为引发预期房价下跌的催化剂，并提高未来的系统性风险。由于一线和二线城市换购需求更强，且房价更高，税收优惠额度更高，政策对一线和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带动作用将远高于三、四线城市，因此稳房价预期的政策也需要区别对待。房地产调控工具的使用应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房地产调控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需要考虑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不同周期走向。房地产调控工具的使用还应避免合成谬误

例如，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准备金率，中国的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目前约为7.6%。（按标准方法计算，结果也差不多）。

例如，尽管财政部高度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结构中所占比例极低。我认为，不谈其他领域的问题，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导致2023年中国经济表现弱于市场预期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够。

衡量经济是否进入通货收缩状态，一般应看CPI同比是否持续负增长。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由于存在所谓推弦现象，扩张性财政应发挥主导作用，货币当局则应该积极予以配合。在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6.8%、6%、2.2%和8.1%，四年算数平均值是5.2%。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事实上，5%的增长目标低于大多数金融机构，包括国外金融机构对2023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期。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重大项目投资的启动，应能一扫当前经济表现不温不火现象，通货收缩也必将因此而离我远去。

例如，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0.1%，而后一路狂跌，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9%。从2022年10月开始PPI同比又连续6个月负增长。

仅仅是在2022年在消费不振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并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当然，为了提振消费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使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